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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部正在牽頭制定土壤污染詳查方案，之后要會同農業、國土等部門商議，甚至包括衛生部門，因為“還包括人體健康的數據”。　　　　

檢測會面向社會第三方，可能以清單的方式，列出達到評估要求的機構，讓各個地方自行選擇。　　　　

“我深耕行業12年，終于等來了一個風口。”　　　　

2016年6月5日，世界環境日，上海市實樸檢測技術服務公司總楊進在新實驗室里說，這個新實驗室耗資千萬，還正在緊張裝修。他的老實驗室還留存著靖江侯河村養豬場地下的樣品。兩個月前，受常州外國語學校的家長們委托，實驗室還出示了一份土壤、地下水和室內空氣的檢驗檢測報告。　　　　

與楊進公司類似的企業，極可能將迎來真正的“風口”。在5月后一天頒布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即“土十條”)中，*條便提到“開展土壤污染調查，掌握土壤環境質量狀況”，具有土壤檢測與監測能力的企業，無疑將分到*塊大蛋糕。　　　　

2004年離開體制進入土壤監測領域，2020年退休。楊進的職業軌跡與中國土壤防治管理歷程一致：2004年北京宋家莊地鐵站工人中毒，土壤防治受到關注;2020年是“土十條”*個目標時間點，彼時全國土壤污染加重趨勢有望得到初步遏制。　　　　

“土十條”是和“氣十條”“水十條”并列的環境治理“三大戰役”。“土十條”首要任務正是楊進從事12年的土壤環境監測工作：2018年底前查明農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積、分布及其對農產品質量的影響;2020年底前掌握重點行業企業用地中的污染地塊分布及其環境風險情況。　　　　

“前面花的錢不能白花”　　　　

和先進遇冷的土壤污染防治一樣，“土十條”顯然不如氣和水那么受關注。　　　　

“氣十條”頒布前，山東省就發布了地方行動計劃，北京、河北也早已制定好地方行動計劃，“氣十條”甫一發布，旋即推出。然而，“土十條”發布一個星期后，居然還有不少業內專家和地方政府相關部門沒有讀過文件。　　　　

“土十條”要求在2018、2020年底兩個大限內，分別完成農用地土壤先進污染和重點行業企業用地的詳查。詳查怎么開展，哪些地方已有積累，多位專家表示并不知曉。“每個省都會有一些內部掌握的資料，但數據沒公開，我們也不知道誰做得好。”浙江大學環境與資源學院副教授堯一駿說。　　　　

“這將是又一次重大的全國性土壤環境基礎性調查，在世界上也不多見。”參與“土十條”編制的環保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土壤污染防治研究中心主任林玉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　　　　

關于詳查的程度，坊間已有多個版本，有的說是此前調查工作量的20倍，有的是說點位要增加到20萬個。南方周末記者致電環保部土司土處，未得到明確回復。　　　　

中國環科院土壤污染與控制研究室主任谷慶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環保部正在牽頭制定詳查的方案，之后要會同農業、國土等部門商議，甚至包括衛生部門，因為“還包括人體健康的數據”。
我國土壤污染的家底并非*不清。早在國家“六五”和“七五”期間，全國土壤環境背景值研究就已經展開。當時設立的監測點位至今有的仍在使用，只是因為城市發展過快，曾經旨在了解未受人類社會行為干擾的點位大多已被高樓大廈覆蓋。比如在北京，40個背景點如今只剩下了10個。　　　　

之后的調查中，公眾關注度高的是2005年至2013年，環保部會同國土部開展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耗資10億元的調查結果在千呼萬喚中公布，但謹慎地使用了“點位超標率”來表示。　　　　

谷慶寶介紹，“土十條”詳查的點位將會加密，同時檢測農產品。“希望詳查的結果不只是代表點位，還代表面積。”　　　　

不過，除了重點行業企業用地外，進一步的耕地和農產品詳查也已在的主持下，啟動了四年。2012年，耗資8億元的農產品產地土壤重金屬污染調查開始，調查總共130萬個布點，平均每1250畝布一個點，是環保部此前普查的近80倍。　　　　

此次調查的數據還在整理中，地方甚至尚未拿到本地數據。“這種普查永遠普查不完。‘土十條’要詳查也，就是前面花的錢不能白花了。”一位專家說。　　　　當被問及是否要在普查基礎上再制定詳查方案時，谷慶寶表示，自己對于農業的調查和點位還不是特別了解，希望“土十條”要求部門間數據共享盡快落實。　　　　

“我們還真的有點懵”　　　　

作為有土壤監測能力的企業，楊進期待參與到這次全國詳查中來。因為如此之大的工作量，各地的環境監測部門目前似乎還難以勝任。　　　　

“土壤環境監測能力亟待加強，尚不能及時掌控全國和區域土壤環境狀況。市、縣級環境監測機構土壤環境監測儀器設備、專業監測人員匱乏，土壤環境監測體系總體滯后。”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土壤環境保護中心主任王夏暉接受媒體采訪時稱。　　　　

2016年1月底，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的土壤室剛剛成立，目前只有3名工作人員。成立過程似乎有些低調，連有的地方監測中心主任都未關注到。　　　　

除了港澳臺，縱覽全國31個省份以及省會城市環境監測中心，南方周末記者發現，省級環境監測部門設置中明確提及土壤監測部門的僅有2家，為甘肅省的“土壤生物監測室”和重慶市的“生態土壤監測室”。　　　　

有負責土壤監測的部門但沒單獨設置“土室”的在十家以上，且普遍將土壤監測放在“生態室”中，比如廣東的生態環境監測科。海南和北京則是放在“水室”中，還有少數地方是將水、氣、噪聲、土壤等各種環境要素放在一個“監測室”中，如安徽。　　　　

省會城市基本沒有單獨設置土壤監測部門。省會城市的土壤監測信息則更少，基本沒有單獨設置土壤監測部門。　　　　

以上是根據公開資料整理，或有疏漏。　　　　

從環境質量信息公開來看，土壤也遠不及大氣和水，甚至不如噪聲。而即便在有土壤監測的地區，如山西省和武漢市，水、氣、聲都有相應的監測標準和監測內容，土壤卻是一片空白。　　　　

“土十條”顯然要搭起這個架子。“土十條”*條中，*小點是詳查，第二小點便是建設土壤環境質量監測網絡。　　　　

根據環保部提供的材料，截至2015年底，已在全國設置了三萬多個土壤環境質量監測國控點位，覆蓋90%縣(市、區)。　　　　

3萬個點夠嗎?監測網建設的步驟是什么?和其他部門的監測點如何結合?如何信息公開?南方周末記者致函環保部，得到的回復是“監測網起步時間不長，不便答復”。　　　　

構建監測網也有來自自下而上的行動，甚至不在環保部門。“土十條”頒布的第二天，2016年6月1日，廣東省中山市首部地方性法規《中山市水環境保護條例》實施，規定市農業主管部門負責農業面源污染綜合防治，其中就包括土壤監測，被媒體報道稱為廣東省首設的土壤監測制度。　　　　

“我們還真的有點懵。”中山市辦公室主任黃穎鋒表示，雖然做了“先進羊”，但是相關工作幾乎沒有開展。中山市只是協助開展過一次農田和農產品普查的采樣，樣品還是送到省里檢測。對于“土十條”中的部署也不了解，因為連“土十條”的正式文件還沒有收到。　　　　

為何在一個水環境的條例中監測土壤，而且是交給門主管呢?“我們廣東有一句話是‘塵歸塵，土歸土’，因為水體是流動的，下雨的時候，如果土壤有污染，水體肯定也是會受到影響。”中山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法規科主任科員梁明松解釋，“在控制農業面源污染上涉及這方面，所以我們想從法律上強化。”　　　　

檢測會面向第三方　　　　

雖然中山的地方條例和“土十條”不謀而合，如何取樣、布點也是共同的難題。　　　　

不同于水和氣的均質性，如何讓“個性”的土壤樣品具有代表性，對于采樣員要求很高。水、氣的工程師坐在辦公室設計圖紙，但是土壤工程師必須到現場。就像醫生看病，都是胃病，但每個人的胃都不一樣。　　　　

樣品分析也要很長的預處理工作，晾干、過篩、研磨都要耗去至少一周的時間。甚至在環境監測部門，不能如公司那樣采用標準，用更先進的儀器，重金屬的檢測只能參照經年未改的國標，沿用舊而慢的老方法。　　　　

梁明松表示，一開始也很為難，但被告知也向社會購買服務。　　　　

實際上，土壤監測委托第三方運營已不是新聞。2016年，中國環境監測總站下發國控點監測任務，有浙江、山東等7個省表示不承擔國控點的監測工作，總站便通過招投標委托給了公司監測。在門，湖南省長株潭重金屬污染耕地及產品超標情況監測，也曾委托給公司。　　　　

和地方監測站相比，有的監測公司實行人員三班倒，人和機器都不停歇。客戶給的工期太短，不可能等到土壤自然晾干，更多使用烘箱烘干或是直接使用鮮樣，通過測含水率來計算。楊進表示，這是通用的檢測污染場地土壤的方法，國標更多滿足的是農田土壤這類面源污染。跑冒滴漏這類點源和帶狀污染甚至連采樣都不需要2公斤那么多土，以免混合之后錯過了高濃度污染的點位識別。　　　　

不過，土壤監測這一市場領域并未發育完善。因此，有行業專家表示了擔憂，第三方監測也要謹慎評估和完善監督機制。　　　　

對于詳查究竟誰來做，據谷慶寶透露，檢測會面向社會第三方，可能以清單的方式，列出達到評估要求的機構，讓各個地方自行選擇。　　　　

在政府的詳查方案尚未發布之前，有的企業已經開展土壤污染監測了。在“土十條”頒布的第二天，蘇州市中科慧盛生態環境研究所對蘇州市江遠熱電有限責任公司廠區的土壤取了樣，還設置了4口觀察井。　　　　

“我們是土壤醫院，相當于保健醫生，不是等到生病了再開刀，而是平時就要體檢，有小的毛病就要快速采取措施。”中科慧盛董事長夏金華說。　　　　

報道稱，這是蘇州企業自發委托專業土壤檢測機構開展污染預防性檢測。不過，在楊進的印象中，早在20年前，外企進入中國時，就已有了這樣的要求，那也是中國土壤監測公司業務的起點。（原標題：“土十條”前面花的錢不能白花 土壤監測或成*塊市場蛋糕）

（來源：中國化工儀器網）